农历1997年10月29日是什么星座,1997年农历10月28日是什么星座-神秘学占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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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1、1997年10月29日是什么星座

2、1997年11月29是什么星座？

1997年10月29日是什么星座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lüè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到了1932年2月日本已占领东北全境，随后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期间还曾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过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日军对上海的进攻使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直接受到了威胁。从那时起国民政府就已在考虑迁都事宜了。当时北平、西安、洛阳、武汉、重庆五个城市被确定为迁都的备选项。

这五个选项中最先被排除的就是北平。作为古都的北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本来都合适，但最大的问tí在于离日军的势力范围太近了。1932年以后东北全境沦陷使平津地区直接处于了日军的wēi胁之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最先拿下的就是平津地区。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高层就已意识到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最先遭到进攻的恐怕就是平津地区。

既然国民政府迁都本身是为了躲避日军的兵锋，那么迁都到接近日军势力范围的北平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北平被排除后西安、洛阳一度曾被作为重点考虑的备选项。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心迁移洛阳与日本长期作战……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wēi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1932年3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提出 “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的迁都方案。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其实是做了两个阶段的打算：一旦战事扩大就先迁都洛阳，如果洛阳告急再迁都西安。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受到威胁的形势下一度准备将迁都洛阳的计划付诸实施。不过这时日本还没准备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所以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于1932年底撤军。上海、南京面临的威胁解除后迁都洛阳的计划也就被搁置了起来。

等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却压根就没考虑过在1932年曾重点考虑的“洛阳+西安”这个迁都计划。如果是在古代洛阳+西安可以说是最佳的定都选择：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等王朝都选择以这两座城市作为都城。然而自唐代以来这两座古都就处于持续的衰败过程中：中国的经济重心自唐宋以来就逐渐转移到了江南地区。到了清代晚期东部沿海城市作为率先开放的通商口岸得以较快发展起来。

相比之下深居内陆的西安、洛阳这两座古都在民国时期已属于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洛阳由于黄河频频改道屡遭洪灾早已不复昔日的繁华，自唐代以后再没建过都的西安这时也已成了一个交通闭塞的地区。迁都于洛阳、xī安首先在经济上就很难支撑起维持政府和军队运作的庞大开支，而且从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事防御策略来看也并不适合迁都于洛阳、西安。

1937年日军在拿下北平、天津后兵锋所指直达山西。日军一旦拿下山西就打开了三条南下的通道：西路进攻陕西、四川使中国失去战略大后方；中路从山西过河南拿下武汉就能使中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一分为二；东路从山西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山东后南下江苏。当年蒙元打南宋走的就是西路线；宋太祖赵匡胤南下走的是中路线；清朝灭南明走的是东路线。

卢沟桥事变后占据东北和华北北部的日军可以选择这三条路线中任意一条从北往南席卷中国。中原腹地除了有几条东西向河流和大中型城市之外大都是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形。况且这些地区大多处于地方军阀控制下，因此打起仗来并不完全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挥。当时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蒋百里、国民党将领陈诚以及德国顾问冯·塞克特、法肯豪森等人都建议必须设法改变日军的主攻方向。

这些人认为华北地区一马平川的地形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推进。有关东军和驻朝鲜方面军作为后盾的华北日军随时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长驱直入。一旦日军在华北得失就会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这样一来华中地区的中国军队将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为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有必要把日军吸引到南方，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由从北向南转变为从东向西。

最终蒋介石接受了这些人的建议：以京（南京）沪（上海）作为主要的前哨基地，以长江作为战略中心，以四川作为后方基地。中国地形西高东低：西部地区有着广阔的战略纵深。自东向西打在地理上就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诱使日军自京沪地区向西进攻意味着中国军队可以沿长江节节抵抗。这样就能通过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把侵华日军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其实说到这儿就可以排除五个迁都选项中的西安和洛阳了。国民政府的抗战策略是以长江为战略中心、以四川为后方基地诱使日军从东往西打。可如果迁都到西安或洛阳这两座北方城市就偏离了这样的战略。这两座城市都位于日本人由北往南走的那三条致命路线上。如果迁都于洛阳或西安就相当于诱使日军从北往南打。五个迁都选项中只有位于长江中上游的武汉、重庆符合既定的军事防御策略。

迁都到位于长江中上游武汉、重庆正好迎合了国民政府引诱日军沿长江西进的军事防御策略，因此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最终采纳的正是“武汉+重庆”的迁都方案。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提出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继续抗战。1937年12月南京沦xiàn前夕国民政府正式将迁都重庆的计划付zhū实施。

在正式迁都重庆之前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经济、外交等职能部门均暂时集中于武汉，因此武汉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实际上的临时首都。1938年7月军事委员会令驻武汉各党政军五日内从武汉向重庆迁移。1938年8月初武汉会战爆发：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战。同仇敌忾的中国官兵在武汉会战中毙、伤敌军四万余人，然而武汉最终还是被日军所占领。

武汉沦陷后从长江中下游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工业器材被困在湖北宜昌。在日寇步步紧逼之际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抢运战时物资和不甘做亡国奴的难民到四川，从而得以成功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国民政府依托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在西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那些成功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开始为前线将士们源源不断生产着武器、药品、服装等各种军需物资。

重庆所处的四川盆地在战略地理位置上是相当优秀的。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当初安史之乱时唐玄宗李隆基就是跑到蜀地避难的。蒙元灭南宋时四川也是宋军抗蒙的战略要地。四川与关中都是防御坚固的四塞之地，而四川盆地的地盘比关中平原更大。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就因为物产fēng富而被誉为“天府之国”。此外四川能通过西北与苏联取得联系、从西南与东南亚取得联系。

那么为什么1932年淞沪抗战的时候国民政府没优先考虑迁都到四川呢？其实蒋介石在1937年宣布迁都重庆时就曾说过：“四川经两年之部署”。这句话所透露的信息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从1935年起就开始着手准备迁都事宜了。在经过这番部署之前国民政府要想迁都四川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就从没停止过。长期以来四川始终处于这些割据一方的土皇帝控制下。

四川实际上成为了国民政府难以管辖的独立王国。到了3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已进入到最后的决战阶段：刘湘和刘文辉从四川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刘湘为夺取四川的控制权提出了“拥蒋统川”的口号。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收拢了邓锡侯和田颂尧两部后形成了对刘文辉的绝对优势。1933年亲蒋介石的刘湘在与刘文辉的决战中胜出使蒋介石有了介入四川事务的机会。

1935年蒋介石又以围剿红军为名两次入川视察。蒋介石在四川视察期间一再表示：“就四川地位而言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话说回来既然决定迁都到四川，那么为何没选择当时的四川省会成都呢？成都位于重庆西部约504公里。按说既然日军是从东往西打，那么位于西部的成都不是比重庆更安全吗？当然迁都也不能只考虑安全问题。

毕竟都城还必须具备维持政府和军队运作的经济基础才行。很多关于民国时期的资料中都认为重庆是比成都更繁华的都市。在各种民国时期的城市排名榜单中如果要选出前十位10位，那么除了常规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之外重庆几乎都入榜。相比之下成都大概率是15名开外。因此有人认为重庆比成都更有抗战基础，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民国城市排行榜中重庆的排名领先于成都其实主要是1937年重庆成为陪都以后。1933年重庆的人口只有28万，而同年的成都已达到44万。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重庆的人口已达到47万，而同一时期成都的人口达到了51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使重庆在人口、交通、工业、农业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重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具有了比成都更雄厚的经济shí力。

事实上在民国前期成都的影响力是强于重庆的。既然成都比重庆离日军兵锋更远，又具备比重庆更强的经济实力，那么为什么国民政府最终却选择迁都于重庆呢？首先成都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重庆的西面，可成都的地形如果从军事防御来看是不及重庆理想的。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在地形上几乎无险可守——这在历史上曹魏灭蜀汉、北宋灭后蜀的战争中都曾得到体现。

相比之下号称“山城”、“雾都”的重庆更利于防备日军的kōng袭。如今我们去重庆看当年国民政府留下的机关单位、军事设施以及军政大员的官邸几乎都是依山而建。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能对日军的空袭起到更好的防御效果。当然也许有人会觉得迁都到四川西部与西藏交界的高原地区岂不更安全，然而以川西地区的经济水平恐怕难以支撑政府和军队的有效运作。

重庆扼守四川盆地的东面入口可谓是“蜀道难”的第一关。如果重庆一旦失守就意味着四川东部的三峡天险尽失，那么整个四川盆地都将彻底门户洞开。因此在防务上必须对重庆予以高度重视。把国家行政机关和军事机构设在重庆正是为了强化这里的防务水平。再说重庆作为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城市有着相对便利的水路交通，相比之下成都的对外交通几乎只能完全依靠陆路。

蒋介石是在通过利用四川军阀混战扶持刘湘从而得以控制四川的，但四川的军阀派系并没完全被铲除。重庆是亲蒋介石的刘湘赖以起家的大本营，而川西地区主要处于刘文辉的控制下。1933nián以后战败的刘文辉不得不承认亲蒋介石的刘湘是四川的最高军政大员，但刘文辉在川西地区仍有着相当强劲的实力。蒋介石只是当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可实际上他对各路地方军阀的控制力是有限的。

之前蒋介石在西安就曾遭遇过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因此当1937年蒋介石决定迁都时自然不希望迁到自己难以控制的地方军阀的地盘上。控制重庆的刘湘不仅在政治上是亲蒋介石的，而且刘湘在抗日这件事上的积极性很高。刘湘在所有地方军阀中率先迎接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就通电全国呼吁进行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1937年10月15日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的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逝时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则川军一日誓不还乡！”淞沪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就已在谋划迁都事宜。说起来中国拥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供选择，可实际上地方军阀派系林立的现实使蒋介石真正可选的地方并不多。刘湘对中央的支持使重庆成为了蒋介石面前一个不错的选择。

1938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重庆在作为四川省辖市的同时其行政地位照特别市（直辖市）组织开始超过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院之“特别市”（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当“中华民族dào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以“特别市陪都”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即使在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依然是直辖市。

正是这duàn历史使重庆的地位得以大大提升。1954年7月重庆被撤销直辖市地位后并入四川省，但仍是四川省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还不到200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成立。重庆由此从四川省划分出来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